作者：白團 半佛仙人
來源：半佛仙人（ID：banfoSB）
01
公元1295年左右，元朝元貞年間，一艘海船開進了海南崖州水南村西邊的港口。
城西廣度寺里的一位女冠聽說了有外面的海船過來，心里忽然一動。
自從十四五歲從老家松江府烏泥涇輾轉流落至崖州，她已四十年沒回過家鄉(xiāng)。
如今海風既起，秋雁齊飛，似乎也該到了歸去故鄉(xiāng)的時候。
后來陶宗儀撰寫的《南村輟耕錄》里，記載了這位女冠的返鄉(xiāng)：
有一嫗名黃道婆者，自崖州來，乃教以桿彈紡織之法。久之，而三百里內外，悉習其事矣。
很多年后，從崖州將攪車、椎弓和三錠腳踏紡車帶到松江的黃道婆，將被當?shù)厝私艏漓?，供為“織女星”、“先棉神”?
而她的故鄉(xiāng)松江府，則會成為全國的紡織業(yè)中心。
松江府所出產的松江布，從明朝隆慶開關后，一直到清朝鴉片戰(zhàn)爭之前，都在國際市場上一騎絕塵，為中國吸納來自全世界的貴金屬。
西班牙和葡萄牙從土著手里搶來的白銀，大半通過貿易流入了中國，換回了棉布、絲綢、茶葉和大黃。
同一時期的英國人，此時正在努力逼迫國內的自耕農破產，讓他們把耕地交出來，變成草場，拿來養(yǎng)羊。
在公元1300年的英國，光是羊毛一項，就占據(jù)了全國貿易出口總額的93%，一艘艘滿載羊毛的船從英國港口出發(fā)，途經佛蘭德，流向歐陸。
很多年后，英國將會發(fā)展起自己的棉紡織業(yè)，此時為了養(yǎng)羊而發(fā)起的圈地運動，將為棉紡織廠提供最好的工人來源。
但此時，無論是英國還是整個歐洲，都還沒有棉紡織業(yè)。
雖然早在公元前4世紀，棉花和棉制品就曾傳入過歐洲，但是以歐洲的氣候和維度，適合種棉花的地方實在是有限，也就是在意大利北部還有一些棉花產業(yè)。
在大多數(shù)普通歐洲人的認知里，棉花就是一種“長在樹上的綿羊”，說不定夜里還會低頭偷偷喝水。
歐洲固然缺乏種植棉花的地理環(huán)境，但兩百多年后的三角貿易，又用一種另類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。
故事是從公元1488年初開始的。
那一年，拿到葡萄牙王室贊助的迪亞士船隊，抵達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。
四年后，哥倫布帶著他用西班牙王室的風險投資組建的艦隊，到達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。
歐洲和非洲、美洲相繼貫通。
三角貿易的三個角，已經齊備了。
商船會從歐洲出發(fā)，載著槍支和鋼鐵前往非洲，在那里從當?shù)厍蹰L手中，把滿船貨物變成滿船的黑奴；
接著行經大西洋，到達美洲，用黑奴在美洲殖民地的種植園里換回包括棉花在內的各種農產品；
最后再把這些原材料帶回歐洲，販賣給工廠主。
三角貿易本身具有自循環(huán)的能力，奴隸商人和酋長會用槍和鋼鐵武裝自己，抓來更多的奴隸；
而更多的奴隸，又會在種植園里種下和采摘更多的煙草和棉花。
來自印度的棉花種子，被來自非洲的奴隸在美洲的種植園里種植和采摘，最后被歐洲的工人在工廠里紡成紗。
就如同斯文·貝克特在《棉花帝國》里所說的一樣：
帝國擴張、掠奪土著和奴隸制這三個步驟，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、以及資本主義的最終出現(xiàn)中，處于核心位置。
棉花，是資本的財富鑰匙。
也是黑人的不幸。
02
然而，即使歐洲的紡織業(yè)已經動用了奴隸制，依然無法在和中國的棉布貿易中取得優(yōu)勢。
古代中國的棉紡織業(yè)，已經把小農經濟下的手工業(yè)水準發(fā)展到了巔峰。
明朝宋應星在《天工開物》中記載：
凡棉布寸土皆有，而織造尚松江，漿染尚蕪湖。
當時又有諺語，“松江棉布，衣被天下”，和宋朝的“蘇湖熟，天下足”一樣，都是以數(shù)地之力，支撐起全國市場的需求。
從黃道婆開始的松江棉紡織業(yè)，往單一技能樹上加點五百年的成果，就是在技術被徹底拉開代差之前，全世界無人能敵。
據(jù)統(tǒng)計，到了清咸豐年間，僅松江一地的產量，就足以供應全國三分之二的布料市場。
某種意義上，這也是一種傾銷：
松江府對國內其他地區(qū)棉紡織業(yè)的傾銷。
但是在有大一統(tǒng)中央政府的情況下，以全國內需供養(yǎng)松江，松江賦稅同樣會被用于西北。
至少，肉爛在了鍋里。
另一邊，面對鐵板一塊的中國市場，英國人麻了。
不過不要緊，英國的紡織品賣不進中國市場，難道還不能往葡萄牙傾銷么？
在紡織業(yè)工廠主的推動下，英國與葡萄牙在公元1703年簽訂了《梅休因條約》。
條約規(guī)定，葡萄牙對來自英國的紡織品只征收15%的關稅，而英國則給來自葡萄牙的葡萄酒同等的關稅優(yōu)惠。
英國的本土釀酒業(yè)，就這么被英國的紡織業(yè)給賣掉了。
以種植經濟為核心的農場主，在初步資本化的工廠主面前顯得弱不禁風，幾乎沒有組織起什么有效的反抗。
曾經被英國釀酒業(yè)主導的波特酒，成為了葡萄牙的瑰寶，直到今天，葡萄牙仍然是歐洲第五大葡萄酒生產國。
作為交換，葡萄牙得到了葡萄酒這個支柱產業(yè)，而英國則兵不血刃地得到了一個毫不設防的紡織品傾銷市場。
以葡萄牙本土紡織業(yè)的破產為代價，英國壯大了自己的原始資本。
既然葡萄牙是英國世代相傳的盟友，那么為日不落帝國的崛起流一點血，也是很正常的吧？
此時的英國，沒時間為盟友的破產流多少眼淚。因為下一步，就是對中國市場的入侵。
傾銷，傾銷，傾銷。
這個詞如此輕飄飄，卻又如此沉重。
據(jù)梁方仲在《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入》中的統(tǒng)計，中國借助在國際貿易中的順差，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儲備：
從公元1573年到公元1644年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日本對中國白銀的輸入，至少在一億兩白銀以上。
這筆錢，已經讓西方世界眼饞得太久、太久、太久了。
在幾百年間，中國的紡織品市場一直被松江保護得很好。
而松江的棉紡織業(yè)，又一直被黃道婆留下的遺澤保護得很好。
直到公元1733年的到來。
在那一年，英國機械師約翰·凱伊發(fā)明了飛梭，大幅提高了織布效率。
而32年后，英國蘭開夏的織工哈格里夫斯又發(fā)明了珍妮紡紗機，將傳統(tǒng)手工紡紗的效率提高了8倍。
英國人也有了自己的黃道婆。
在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普及到蘭開夏的機械紡織廠里面后，英國棉布的生產成本更是被降低到了一個可怕的程度：
即使加上運輸?shù)街袊奈锪鞒杀?，仍然能做到和中國本土布料價格相同的情況下，“寬則三倍”。
公元1831年，中國的棉紡織品貿易由出轉變?yōu)槿搿?
自從黃道婆從崖州回到松江以來的五百年間，這是來自海外的洋紗和洋布頭一回打敗中國本土的棉布。
傾銷來了。
雖然由于瓷器和茶葉貿易的存在，中國的整體對外貿易仍然保持出超，但以松江布為代表的傳統(tǒng)手工棉布的時代，已經迎來了落幕。
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，松江布一直是全世界最頂級的手工棉布。
松江沒有敗給蘭開夏，而是敗給了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，以及英國獻祭掉的釀酒業(yè)，和上百萬被圈在工廠里的英國棉紡織工人。
得到什么，就會失去什么。
反之亦然。
03
就在中國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貿易逆差的時候，日不落帝國的財富正在飛快聚集。
一場持續(xù)了半個世紀的工業(yè)革命，把這個島國推上了世界的王座。
綿延整個地球的海外版圖和殖民地兵源，讓英國在一百多年后仍然有底氣說：
在流干最后一個印度人的血之前，大英帝國絕不妥協(xié)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似乎不需要等到一百年后，也不需要等到印度人的血流干，英國工人的血，就已經要瀕臨干涸了：
工廠在吸納就業(yè)的同時，也摧毀了原本的手工制造業(yè)，造成了手工業(yè)者的批量失業(yè)和就地進廠。
工業(yè)革命在讓英國變得強大、讓貴族和資本家獲得財富和話語權的同時，也讓底層普通人不得不被更高效地榨干。
在手工制造業(yè)的時代，熟練工是重要的資產，掌握手藝的人需要投入大量時間，還需要消耗很多原材料培養(yǎng)手感。
但是在機器大工業(yè)生產的時代，工人只需要簡單培訓就能上崗，生產效率由機器效率決定，一個熟練工的價值并不比一個新手高出太多。
在資本家的邏輯里，只要能逼迫工人持續(xù)工作，一天工作的時間越久，生產成本就會越低。
于是，工人變成了消耗品，一個個死在工廠里，又一個個被抬走。
等到破產農民和破產手工業(yè)者全部填進去都不夠用的時候，英國議會干脆在公元1834年通過了《濟貧法（修正案）》：
直接抓乞丐進廠。
據(jù)史料記載，公元1835年，在英國棉紡織廠二十一萬九千名工人中，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占四萬九千，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年占六萬六千，成年婦女占六萬七千。
懷孕女工為了不被克扣工資或解雇，不得不進行墮胎或在機器旁分娩，產后一個星期就要上工。
九歲到十歲的孩子，在大清早二、三、四點鐘就從骯臟的床上被拉起來，為了勉強糊口，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、十一、十二點鐘。
他們四肢瘦弱，身軀萎縮，神態(tài)癡呆，麻木得象石頭人一樣，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。
公元1840年，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為十五歲，曼徹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歲就死亡。
史書上的數(shù)字，從來不只是數(shù)字。
每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語背后，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乃至一個個家庭。
工業(yè)化的力量如冰山般顯現(xiàn)的同時，工業(yè)轉型的陣痛也在浮出水面。
工業(yè)化初級階段的核心燃料，是人命。
紅利，紅利，紅是血的顏色。
這一切只有在工業(yè)生產開始自動化，擺脫了熬人力的初級階段后，才能得到解決。
在此之前，工廠里那一臺臺蒸汽機驅動的巨大機器，消耗的燃料不只是煤炭，更是英國工人的血。
如果說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是摸著石頭過河，英國工人就是被摸的那塊石頭。
他們付出了代價，所以也嘗到了甜頭。
04
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開始的時候，英國那場從十五世紀開始的、持續(xù)了三百年的圈地運動，到達了最高峰。
公元1760年到1769年的十年間，英國有七十多萬英畝土地被圈占。
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，一部分流入了城市的作坊工廠，就地轉型為產業(yè)工人。
他們忍受著每天12小時甚至16小時的工作時長，無比懷念還能當農民的日子。
而另一部分，則去了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，成為了種植園的農場主和走私販子。
這是屬于英國農民的“入關”。
幾年后，一群走私販子會喬裝打扮成印第安人，在波士頓灣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船茶葉傾入大海。
沒有人知道，這些人中是否有當年從英國遠走的破產農民。
不過不重要了，他們即將獲得一個新的名字：
美利堅。
公元1776年，美洲殖民地代表在費城通過了《獨立宣言》，美國宣布建國。
失去北美這個泄壓閥后，英國的國內矛盾沒了出口，日不落的版圖上多了一大塊陰影。
而且這塊陰影還挺鬧心，時不時就跳出來提醒一下英國自己的存在。
就像第一次英法百年戰(zhàn)爭后，英國天天琢磨著從佛蘭德偷技術一樣，美國也繼承了英國的傳統(tǒng)藝能：
盜竊紡織技術。
建國十五年后，美國開國元老、首屆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寫了三份國事報告，分別是《關于公共信用的報告》、《關于國家銀行的報告》和《關于制造業(yè)的報告》。
三份國事報告中，前兩份報告最終在國會上通過并成為法案，但最后一份《關于制造業(yè)的報告》，卻成為了漢密爾頓唯一一份沒有被國會通過的報告。
對當時的美國來說，作為一個還以種植園經濟為主的農業(yè)國，漢密爾頓對于制造業(yè)的投注力度太嚇人了。
在這份報告中，漢密爾頓提出，可以實行大量措施保護美國尚處幼稚階段的制造業(yè)，哪怕這些措施顯得很流氓。
在接下來的論述里，漢密爾頓把制造業(yè)抬高到了涉及國本的地位：
“不僅富足，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，都是極大地與制造業(yè)的繁榮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?！?
既然制造業(yè)這么重要，那么我往英國派幾個技術間諜，也是很正常的吧？
于是在公元1810年6月，一個叫弗朗西斯·洛威爾的美國人帶著家人去了趟英國，順便逛了逛曼徹斯特和蘭開夏的紡織工廠。
這一“閑逛”，就是兩年。
兩年后的夏天，他在回國的路上被人截住，英國人覺得準能從他的行李里搜出一些紡織圖紙或者零件啥的。
但他們什么也沒找到：
弗朗西斯·洛威爾的行李箱里，沒有任何與紡織技術有關的東西。
他全都記在了腦海里。
回到美國后，弗朗西斯·洛威爾迅速開辦了自己的紡織廠，用的都是憑記憶復刻出來的最新的英式設備，甚至還略做了提升改進。
雖然美國工業(yè)革命的起步要比英國晚30年，但是在各行各業(yè)的“弗朗西斯·洛威爾”幫助下，美國很快就抄全了作業(yè)，補足了工業(yè)基礎。
緊隨而來的，是一連串的好運。
在19世紀下半葉，隨著英國產業(yè)的高度發(fā)達，國內的機械設備老化、而用工成本卻逐漸升高，英國資本開始找接盤俠。
大量的實體產業(yè)被英國輸送到了歐洲大陸和北美大陸，工業(yè)門類齊全，并且極度重視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的美國，抓住機會拿到了最大的好處。
很多當年的商業(yè)間諜和技術大盜絞盡腦汁都弄不回來的東西，被英國資本家連人帶產線一起送到了美國。
但光是能把東西造出來還不夠，還得有地方賣出去。
英國當年可以把商品傾銷到北美和印度，美國自然也需要找到一個能承載國內溢出的工業(yè)生產能力的市場。
有足夠的市場來承受過剩的工業(yè)產能，企業(yè)才有進一步擴大生產和改進技術的動力。
這個市場最好是一個農業(yè)國，并且盛產金銀。
美國選中了日本。
05
自從公元1853年，那四艘從美國弗吉尼亞出發(fā)，燃著濃煙、通體漆著黑色柏油的黑船叩開了日本國門后，美國和日本的不解之緣就開始了。
繼英國對清朝進行的炮艦外交之后，美國也有樣學樣，開著軍艦對日本幕府喊話：
開門，自由貿易。
但是以日本當時的生產力，除了裝在稻草編織袋里的海參和魚干，還真沒什么東西能對外銷售。
所謂自由貿易的結果，就是白銀和黃金的單方面外流。
很快，以洋紗、洋布為代表的、來自工業(yè)國的低成本貨物無可阻擋地擠占了日本市場。
傾銷，傾銷，又是熟悉的傾銷。
手工業(yè)者大量破產，本來就發(fā)展得不怎么樣的本土紡織業(yè)被沖擊得一塌糊涂。
但痛苦中也隱藏著機會。
通過對外國紡織技術的山寨，日本的棉紡織業(yè)用很低的代價就實現(xiàn)了從0到1的工業(yè)化。
工業(yè)化是有慣性的，一旦開始，就再也無法停下來。
從公元1887年第一個引入蒸汽罐和蒸汽機的富岡繅絲廠開始，日本各地的工業(yè)化紡織廠遍地開花，很快就完成了從1到1000的復刻。
來自破產農民家庭和手工業(yè)者家庭的女工紛紛涌入繅絲廠，她們日夜兩班輪崗，讓機器晝夜不停地運轉，就像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國曼徹斯特和蘭開夏的工廠中所發(fā)生過的一樣。
日本把國運，賭在了紡織女工們的雙手上。
時間來到公元1932年。
這是日本昭和時代的第6年，昭和風氣還沒有完全形成，但日本已經有了很多非?！罢押汀钡娜恕?
經濟學家赤松要就是其中之一。
在觀察了這些年日本棉紡產業(yè)的發(fā)展情況后，他發(fā)現(xiàn)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優(yōu)勢：
我們的工資低。
別笑。
對于當時的日本來說，這確實是一個關鍵性的、某種意義上也是唯一的優(yōu)勢。
那一年，他發(fā)表了一篇經濟學文章，叫《我國經濟發(fā)展的綜合原理》。在這篇文章里，他提到了一個雁行模型理論。
按照這個理論，日本的棉紡織產業(yè)發(fā)展，是三只先后起飛的大雁。
第一只大雁，是被歐美國家傾銷之下的進口浪潮。
第二只大雁，是山寨，山寨，再山寨，學會了歐美國家的技術以后，再用極低的人工成本和資源成本，生產出更便宜的本土商品。
第三只大雁，是一只復仇之雁。
來自日本的廉價紡織品占領了國際市場，開始反向擠壓歐美國家的棉紡織產業(yè)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日本的產業(yè)資本賺取了大量外匯，這些外匯又可以買回更多的紡織機械，讓日本的工廠嘗試進行機械仿制和生產。
在生產紡織機械的過程中，日本培養(yǎng)出了自己的機械工業(yè)，順便催熟了機械工業(yè)配套的鋼鐵和機電產業(yè)。
接下來的時間里，以少女為驅動力的棉紡織業(yè)自下而上推動著日本的產業(yè)結構，一步步往更高的層面發(fā)展。
當年第一批進廠的少女已經嫁為人婦，但永遠會有新的年輕人進廠。
一直到赤松要發(fā)表完這篇論文的十幾年后，日本的很多繅絲廠里，仍然掛著“生絲就是外匯”的標語。
標語下面站著的，是日本燃燒了幾代人的鬼魂。
紅利，紅利，紅利。
06
公元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變爆發(fā)。
十四年后，日本無條件投降。
篳路藍縷建立起來的工業(yè)體系，終于被日本習慣性地賭國運，給賭炸了。
久賭必輸，何況日本次次梭哈。
二戰(zhàn)結束后，日本只能靠犧牲民生維系工業(yè)的“傾斜經濟”策略，才保留了一點工業(yè)火種，一直茍到了公元1950年。
那一年，朝鮮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
這一戰(zhàn)，讓中國重獲國際地位，打斷了美國人的亞太地區(qū)戰(zhàn)略，也給了日本制造業(yè)第二個機會。
因為離朝鮮近，并且具備基本的工業(yè)能力，日本被美國當成了戰(zhàn)爭補給基地，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期間，美國在日本采買了大量的工業(yè)物資。
突如其來的巨大外需猶如給半死不活的日本經濟灌了三斤夜里猛，讓日本的產業(yè)資本一下子支棱了起來：
光是為美國大兵修車，就拯救了戰(zhàn)后稀爛的日本汽車制造業(yè)。
在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的刺激下，日本制造業(yè)逐漸復蘇。
與此同時，第二次產業(yè)轉移發(fā)生了。
第一次產業(yè)轉移，是英國到美國。
第二次，是美國到日本。
20世紀50年代初，隨著國內自然資源和人力價格的上漲，美國的資本集團開始在全球尋找成本更低、并且有一定工業(yè)基礎的區(qū)域，然后把國內的工業(yè)轉移過去。
工業(yè)于一個國家的戰(zhàn)略意義當然很重要，但是當工業(yè)變得沒那么賺錢，尤其是出現(xiàn)了其他明顯賺錢更多而且更輕松的生意時，資本就會自發(fā)地找到退場的路徑。
而在金融業(yè)和房地產業(yè)的對比下，工業(yè)頓時不香了。
戰(zhàn)后重建中的日本，引起了這些資本集團的注意。
在成為第一次產業(yè)轉移的接收地后，日本制造業(yè)以饕餮般的食量，瘋狂引入歐美資本的重工業(yè)技術。
日本企業(yè)搞重工業(yè)的思路非常清晰，就像當年搞棉紡織工業(yè)一樣：
先幫歐美廠商代工，同時山寨對方技術和設計，然后利用更低的人力成本和規(guī)?；?，生產出更多更便宜的工業(yè)產品，反過來再賣給歐美市場。
成立于公元1965年的愛信精機，是豐田和美國博格華納的合資公司，剛開始使用的是博格華納授權的技術，但現(xiàn)在愛信AW生產的汽車變速器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。
一切就像是公元1932年赤松要雁行模型理論的plus版，只是這一次，反噬西方國家的那只大雁，從布料變成了汽車，體量更大，力度更猛。
公元1961年，日本汽車產業(yè)體量超過意大利，達到世界第五；
公元1966年，超過英國，達到世界第三；
公元1968年，超過西德，成為世界第二；
公元1980年，日本汽車產量突破一千萬輛，占當時世界汽車總產量的30%以上，成為世界第一。
到了80年代初期，日本汽車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了20%，而太平洋的另一邊，美國汽車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卻接近0%。
美國汽車工業(yè)的后門，被日本沖了個稀爛。
這是產業(yè)轉移的威力。
07
日本汽車工業(yè)的崛起，間接導致了美國“汽車之城”底特律的衰敗。
在那首說唱歌曲《Welcome To Detroit》里，埃米納姆唱著：
所有潛藏的罪惡之念，就在這底特律但你看不見。
和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州一樣，埃米納姆出生的密蘇里州也屬于鐵銹帶地區(qū)。
自從第一次產業(yè)轉移后，這些地方就陷入了持續(xù)的經濟衰退和結構性失業(yè)。
貧窮和失業(yè)的必然衍生物，是五花八門的暴力犯罪。
此時，人們對底特律的稱呼已經從“汽車之城”變成了“罪惡之城”。
公元2013年底，這座曾經代表了美國重工業(yè)制造中心的城市，在美國聯(lián)邦破產法官羅茲的裁決下正式破產。
底特律成為美國歷史上規(guī)模最大的破產市政府的同時，仿佛也宣告了美國重工業(yè)的薄暮。
同樣也是在這一年的年底，小李子主演的電影《華爾街之狼》上映。
美國夢的具象化，已經從傳統(tǒng)的制造業(yè)大亨變成了金融巨子。
金融贏得一切。
金融失去一切。
很多年后，有個叫萬斯的美國人會寫一本叫《鄉(xiāng)下人的悲歌》的回憶錄，描述資本帶著重工業(yè)從美國撤退后，留在鐵銹帶的那些普通人過著什么樣的生活：
充滿著藥物濫用、酗酒、貧窮和精神創(chuàng)傷。
當自動化技術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后，工業(yè)和民生的利益就一致了。
失去了工業(yè)的鐵銹帶，也斷送了民生。
雖然從萬斯的外祖父母、母親、阿姨、叔叔，到他的姐姐，每一個人都努力想要從底層躍遷為中產，但是，內卷救不了美國。
他們之中，沒有一個人擺脫了身上世襲的貧窮。
就在鐵銹帶的普通人染上大麻的同時，房地產和金融業(yè)也成為了20世紀70——80年代美國資本的大麻。
大麻抽多了的結果，一定不是自發(fā)地戒掉，而是覺得大麻都沒勁了，轉頭就染上冰毒和海洛因。
時至今日，美國之子巴菲特都已經成了登不上新時代的船的“老錢”。
輪到硅谷的互聯(lián)網新貴們，開始加速盤算起更快捷、更賺錢的買賣。
賭桌上的玩家換了一輪，玩法更新了好幾個版本。
只有籌碼還是那些籌碼。
依然在熱切地尋找著杠桿更高、更刺激的游戲。
不死，亦不眠。
08
赤松要是在公元1974年死的，他活到了78歲。
這個時間非常湊巧，剛好在人生的最后階段體驗了日本戰(zhàn)后經濟的崛起，又剛好錯過了幾年后日本經濟的撲街。
他是在日本的高潮中死去，就像伍迪艾倫的《倒序人生》一般。
如果他再活六年，就會在公元1980年看到日本汽車產業(yè)體量達到世界第一后，通用、福特和克萊勒斯是如何聯(lián)合起來向美國聯(lián)邦政府施壓的。
美國政府治不了資本家，就開始治日本。
而日本政府看了看美國駐扎在橫須賀港的第七艦隊司令部，果斷在零點幾秒內給美國車企磕了個頭，“自愿”限制日本車企對美國市場的出口量。
公元1981年，日本對美出口汽車規(guī)模限制在168萬輛，公元1982年限制在193萬輛。
到了公元1987年，美國又玩了一個更騷的操作：
對日本汽車征收100%的關稅。
但無論是對日貿易管制還是關稅，都沒能挽救美國制造業(yè)的頹勢。
日本車企為了繞開貿易管制，就在本土生產零部件，然后送到美國去組裝。
美國強行讓日本車賣高價，就大搞品牌營銷，提高汽車附加值，做高端車型，繼續(xù)跟美國車企搶市場。
然后美國政府就抓瞎了，很多官員開始懷疑人生：
日本的車企為什么這么能打，他們是不是有高達？
高達系列是公元1979年出的，算算時間，這個時候也差不多該傳到美國了。
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(xù)到了公元1985年，那一年美國、西德、法國和英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，拉著日本人在紐約廣場飯店開了一個會。
這個會的表面目的，是解決美元太值錢的問題。
會議上五國簽了一個協(xié)議，規(guī)定日元和馬克應該大幅升值，并且協(xié)議簽署后，各國央行開始陸續(xù)拋售美元，導致美元持續(xù)大幅度貶值。
這一上一下之間，日元相對美元值錢了一倍。
美元估值的泡沫問題解決了，日本經濟的泡沫吹起來了。
在廣場協(xié)議簽訂后的十年間，日元幣值持續(xù)走高。
對國際資本而言，即使日本股市和房市紋絲不動，僅靠日元的升值，投資日本股票和日本房地產業(yè)也是一個穩(wěn)賺不賠的買賣。
更何況，日本國內的情緒早就已經狂熱起來了。即使沒有國際資本的涌入，股市和房市一樣會膨脹。
國際資本的炒作加上國內的狂熱氛圍和盲目樂觀情緒，雙管齊下，日本經濟直接爆炸。
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，一般認為廣場協(xié)定給日本經濟點了一把火。
但如果只是廣場協(xié)定，最直觀的影響，也無非是美國資產變便宜了，日本資產變貴了。
頂多美國人少買日本資產，日本人多買美國資產；美國資本不流向日本，日本資本大量流入美國。
這只是一個美國抓著日本抽血，然后給自己打進去的事情，美國并沒有想把日本抽死。
真要是把最慫又最有錢的那個抽死了，以后抽誰，抽墨西哥的大麻嗎？
按理說，日本汽車被美國加關稅加到100%都能賣進美國市場，升值一倍也無非相當于把關稅加到200%。
對日本經濟而言，本來應該是傷筋，但不動骨。
但問題就在于，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不講道理的。
美國人怎么也沒想到，日本竟然會這么虎。
在發(fā)現(xiàn)日元升值導致外貿經濟陷入停滯后，剛過了一年，日本政府就敢為了短時間內促進GDP增長而降低利率，搞寬松貨幣政策。
結果日本國民一方面發(fā)現(xiàn)存款拿不到多少利息，儲蓄率大降；
另一方面發(fā)現(xiàn)貸款不用付多少利息，但是炒股和炒房卻回報率很高，紛紛開始向銀行借錢投資，或者大肆出國消費。
拿著自己用紙印的鈔票買其他國家真材實料生產出來的商品，這本來是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后才有的待遇。
這種行為的前提，是美國政府每年花掉的相當于其后十幾個國家軍費總和的軍事開支，逼迫全世界都不得不為美國人買單。
而吊詭的是，日本此時只是經濟上養(yǎng)肥了，但沖繩還駐扎著美軍基地呢，竟然就也準備“享受享受”了。
可能這便是日本人所推崇的那種，如煙花般絢爛而轉瞬即逝的美吧。
但即使是曇花一現(xiàn)，先爽到的也永遠不是普通人，而是資本。
就在日本的普通人為被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聯(lián)手抬高的房價而蛋疼的時候，日本的大企業(yè)正在美國快樂地買買買。
當然，不是收購實體資產。
日本的經濟崛起，本來就是因為實業(yè)在歐美資本看來是一塊已經被時代淘汰的雞肋，才吃到了這塊歐美資本主動拋出來的“過期蛋糕”。
幾十年后的日本資本，又怎么會回過頭去接歐美實業(yè)的盤呢？
資本在所有國家的表現(xiàn)都是一致的，和膚色無關，更和語言無關。
公元1989年，在索尼創(chuàng)始人盛田昭夫的推動下，索尼花34億美元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，繼一年前索尼花20億美元兼并美國CBS唱片公司之后，再次創(chuàng)造了日本企業(yè)兼并史上的最高紀錄。
同樣也是在這一年，日本政府發(fā)現(xiàn)事情不對后，終于后知后覺地實施了貨幣緊縮政策，戳破了經濟泡沫。
但為時已晚，在股市和房地產上借錢梭哈的普通人已經太多太多了。
甚至很多人是加杠桿買股票和買房的，泡沫一破碎，股價和地價短時間內下跌了一半還多，這些人立刻杠到了蛋。
那段時間，日本的摩天樓上天天下餃子，樓下成為了高危場所，如果在天臺下方呆久了，很有可能在一天內被十幾個跳下來的人輪番砸中。
這一年后，日本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衰退期，史稱“失去的十年”。
雖然說是說“失去的十年”，實際上到現(xiàn)在都三十多年了，日本還是沒完全緩過勁來。
更蛋疼的是，日本跌倒了，但美國也沒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。
美國的出口貿易還是沒有什么起色，只是從對日貿易逆差，變成了對中貿易逆差，最后一算，還是貿易赤字，而且還赤得更多了。
美國搞死了日本，但沒救回自己。
世界就是一個草臺班子，大家都一廂情愿，只想唱自己寫好的劇本。
有時是你方唱罷我登臺，有時是大家一起上場。
總歸是鬧哄哄亂糟糟，誰也不順心。
然后為他人，做嫁衣裳。
09
正當日本因為金融問題而焦頭爛額的時候，世界制造業(yè)的格局已經悄然發(fā)生了兩次巨大的改變。
20世紀70年代，就在日本陷入泡沫經濟前夕，第三次科技革命發(fā)生了。
日本的低端產業(yè)，遇到了和當年的歐美一樣的問題：
生產成本太高。
當年日本從歐美國家手中接過來的低端制造業(yè)，又逐漸轉向了亞洲四小龍。
首先離去的，是對成本變化最為敏感的鞋服產業(yè)。
阿迪達斯、耐克等品牌最初將生產基地設在歐美，在第二次產業(yè)轉移中在日本落地，此時又隨著第三次產業(yè)轉移，將代工廠選在了成本更低的韓國和臺灣。
鞋服產業(yè)的敏銳性，讓它成為了產業(yè)轉移的發(fā)令槍，鞋業(yè)去了韓國和臺灣，制衣業(yè)則去了香港。
在鞋服產業(yè)遷徙后，其他代工類產業(yè)也緊跟其后，撤離了日本。
日本跌倒，四小龍吃飽，在吃到第三次產業(yè)轉移的紅利后，亞洲四小龍很快富裕了起來。
日本讓出的半導體市場泰半被韓國拿走；
臺灣轉向了電子代工，富士康就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，之后又陸續(xù)有了聯(lián)發(fā)科和臺積電；
香港在短暫的鞋服產業(yè)聚集后，和新加坡一樣主要做國際貿易和金融服務業(yè)為主。
新加坡在政府主導下，重注了電機工業(yè)和航空業(yè)，并且引入了大量國際金融機構，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務。
雖然四個地區(qū)的產業(yè)形態(tài)、模式各不相同，但它們的地價、房價和人工成本都變得很高。
從一開始，他們就沒有給勞動密集型產業(yè)的生存空間。
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，依然是以跑路賊快的鞋服產業(yè)為排頭兵，世界范圍內的各種產業(yè)都開始了重組性轉移。
這一次，是歐美日本連帶著亞洲四小龍一起，逐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(yè)和一些低技術型產業(yè)向中國東部沿海地區(qū)轉移。
經過了改革開放的中國內地，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，去承接這一場浩浩蕩蕩的全球產業(yè)轉移。
此時人均偏科的四小龍已經被塑造成了極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形狀，失去了構建完整工業(yè)結構的機會。
當然，或許它們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機會：
公元1997年，亞洲金融危機來了。
在亞洲金融危機中，四小龍和四小虎的經濟幾乎被國際資本輪流干碎，造成的第一個影響，就是破產潮和失業(yè)潮。
公元1998年的韓國漢城基督教醫(yī)院，一個半昏迷狀態(tài)的小男孩在律師和警衛(wèi)的看守下被送走。
這是滯留在醫(yī)院里的最后一批病人。
他們離開后，醫(yī)院的大門就被鏈條鎖上了，所有值錢的醫(yī)療設備和藥物都被搬空，用來抵償這家醫(yī)院欠下的債務。
自從這家醫(yī)院在亞洲經濟危機中破產后，醫(yī)院的員工就再也沒有拿到過薪水，到徹底關院那一天，每人被拖欠的工資平均下來已經超過了700美元。
面對欠薪，他們茫然無措，仍然按照慣性每天去醫(yī)院上班，期待著醫(yī)院老板有一天會把欠他們的工資補上。
醫(yī)院老板曾想讓警衛(wèi)把他們全部趕出去了事，但是幾乎所有人都不愿意離開。
醫(yī)生和護士癱坐在空蕩蕩的醫(yī)院走廊上，只有在警衛(wèi)拖拽他們的時候，才睜大眼睛用手抵住門框和一切他們還能抓住的東西，試圖留在這個他們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。
這一幕，在當時的韓國，幾乎每天都要發(fā)生100起以上。
從醫(yī)務人員到汽車制造廠的工人，再到商店的售貨員，任何一種職業(yè)都在失業(yè)的危機前人心惶惶。
在這一刻到來前他們從未覺得自己是同一類人，直到現(xiàn)在，他們有了同一個名字。
被拋棄的人。
破產的英國農民還能去北美殖民地，失業(yè)的日本手工業(yè)者還能進廠，但是全國的經濟一起崩潰的時候，這些韓國人還能逃往哪里呢？
經濟全球化和產業(yè)轉移，在短暫的柔情蜜意后，終于露出了猙獰的一面。
資本在來的時候帶了幾顆種子，但走的時候會掏空所有收成。
留不住的財富，做不完的美夢，合不攏的指縫。
終究是，兩手空空。
10
經濟狂奔的四小龍，在金融危機中被迫用前列腺剎了車；
往韓國和東南亞做了大量投資的日本，也順勢撞到了蛋。
在泡沫經濟破裂后休克了小十年的日本，經濟狀況好不容易才有了一點起色，差點又被韓國和東南亞的風波弄得閉過氣去。
時也，命也。
日本經濟這一次的拉胯，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
其病根不在于對韓國和東南亞的投資，而是從當年的廣場協(xié)議后，日本國內資本大量撤出實業(yè)、投身金融業(yè)和房地產業(yè)時，就已經深埋。
現(xiàn)在我們都知道，這個叫做空心化。
當時賺錢賺的有多爽，往后被國際資本折騰起來就有多酸爽。
無論是對人還是對國家來說，有一句話其實都是通用的：
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，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。
但那時，日本還太年輕。
第二次產業(yè)轉移，本來應該是日本最重要的一次機會。
日本抓住了機會，但沒完全抓住。
時代不會等日本醒悟。
這一次世界制造業(yè)的主角，已經換上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：
中國大陸。
對中國現(xiàn)代紡織業(yè)來說，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，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。
天時，是指中國內地成為了全球第四次產業(yè)轉移的目的地；
地利，是指公元1978年的改革開放，為內地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(qū)帶來的政策優(yōu)勢；
人和，是指國內相對便宜的人力成本，和國企改制后大量需要注入國際生產秩序的老國企工廠。
今天全國最大的棉紡織綜合集團魏橋集團、世界最大的牛仔產業(yè)集群廣州增城新塘牛仔基地，以及國內產值第一的牛仔布供應商黑牡丹，都發(fā)源自20世紀80年代。
那是夢開始的時光。
魏橋集團的前身，是鄒平縣第五油棉廠。
在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中，魏橋集團是在公元1985年秋天的一次旱情中締造的。
在那次旱情中，油棉廠收來的棉花賣不出去，時任廠長的張士平便集資建了一座毛巾廠，開始生產和銷售棉制品。
很多年后，油棉廠和毛巾廠變成了魏橋創(chuàng)業(yè)集團，其總部所在的魏橋村，成為鄒平縣最富裕的村莊。
村民們蓋起了貼滿白瓷磚的二層小樓，把房間一間間租出去，樓下的商鋪，一天最少得開十八個小時。
在新世紀初，紡織工人們會統(tǒng)一來到魏橋村報名，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生產區(qū)。
走之前，他們會在街上的翠珍綜合超市買齊日用品，如果想念家人了，也可以來到公話超市給家里打電話。
二角五分錢一分鐘的長途電話費用，對當時一千七八百一個月的工資來說并不算廉價，但已經足慰相思。
那時他們主動、自信、熱切且年輕，下班后在工廠周邊閑逛，廠區(qū)有繁華的商鋪和烏泱烏泱的人群。
就像黃金時期的美國工業(yè)區(qū)，一切都夢回鐵銹帶生銹之前。
如果說魏橋集團的誕生還因為“大旱”這樣的氣候原因而略帶傳奇色彩的話，那么廣州增城區(qū)新塘鎮(zhèn)的牛仔產業(yè)集群，就是一點一滴從第三次產業(yè)轉移中積攢出來的。
在上一次產業(yè)轉移中，香港接手了從日本轉移來的制衣業(yè)，并一度發(fā)展為香港的支柱產業(yè)之一。
而隨著港產服裝在國際上越來越好賣，香港的很多制衣企業(yè)開始想辦法擴大規(guī)模，同時準備把制衣廠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。
順便，把看起來不上檔次的牛仔布產業(yè)送走，不要影響了香港的樓市。
在第三次產業(yè)轉移中，先一步接納了香港制衣業(yè)的，便是增城新塘鎮(zhèn)。
別人給不了的政策優(yōu)惠，我給；
別人不愿意干的低附加值工作，我干；
別人不愿意承擔的環(huán)境壓力，我承擔。
差不多是在80年代初，港商黃炳棠回到家鄉(xiāng)新塘鎮(zhèn)探親，聽說了當時新塘鎮(zhèn)提出了一個“三來一補”政策承諾：
只要企業(yè)有華僑參與投資資金、設備或技術，工廠開辦的前三年可享受免稅優(yōu)惠。
黃炳棠心想這真是想睡覺來了枕頭，遂創(chuàng)辦了新塘鎮(zhèn)制衣廠，也就是新塘鎮(zhèn)第一家牛仔制衣廠。
三年后，黃炳棠的工廠免稅期滿，他便撤資不再辦廠。
結果他弟弟黃林又來了新塘鎮(zhèn)大敦村繼續(xù)辦廠，繼續(xù)免三年稅。
很多之前在制衣廠上過班的大墩村村民，一看黃林的牛仔制衣廠辦得挺賺錢，也跟著辭職去辦廠。
而且“三來一補”只說有華僑投資就可以免稅，又沒規(guī)定要投資多少——誰家還沒有個華僑親戚了，讓他們掛個名，投資的錢自己出都行。
新塘鎮(zhèn)是個典型的“僑鄉(xiāng)”，據(jù)當?shù)亍对龀强h志》記載，在清朝道光年間，新塘鎮(zhèn)就有人出海謀生，遠達美洲，通過做小生意起家，而成一方巨富。
從此以后，去海外做生意成了新塘鎮(zhèn)的風俗，雖然不是人人都在貿易中賺到了錢，卻在百年后讓家家戶戶都能拿到免稅優(yōu)惠，只能說“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”了。
當然，華僑提供的主要是設備支持和政策優(yōu)惠，花的錢還是要自己出的。
大墩村的村民搞出了各種騷操作。
沒有多余的錢蓋廠房，就用飯?zhí)脮簳r替代，甚至有填平了茅廁當廠房的。
至于那些公共建筑就更是香餑餑，比如祠堂，祖先牌位就先請委屈委屈。
這么大一塊地，不用來做牛仔褲可惜了。
而且由于祠堂的使用權需要搶，有時候嫡系子孫反而搶不到，在祠堂里干活的人可能都和供的人沒什么血緣關系。
自大敦村牛仔制衣廠建成以來，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，大敦村多了三四百家牛仔制衣廠，每一家都有華僑入股。
其中又有許多家是不同村民合股所辦，等到廠子盈利到一定程度，合股的股東就會拆股，拿錢自己辦廠。
于是這些廠子的數(shù)量，就這樣一變二，二變四，飛快地擴散到了整個新塘。
這種樸素的居民自發(fā)產業(yè)建設，一直持續(xù)到了公元2001年。
那一年，中國加入了WTO。
在加入WTO前，每當中國的商品在歐美市場上獲得了競爭優(yōu)勢，就總會被人以各種離奇的理由掃地出門。
公元1988年和1992年，歐盟受理了兩次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案，但這是一起單方面的審判，中國相應的企業(yè)根本沒有應訴的概念，就被缺席判決了有罪。
在這兩次反傾銷案后，中國彩電徹底失去了歐盟市場。
公元1992年，歐共體提起了對中華牌自行車的反傾銷訴訟，同樣不熟悉規(guī)則的中華理所應當?shù)臄≡V了，從此被加上了30.6%的高額反傾銷稅。
自從以后，剛剛在歐洲國家打開銷路的中華牌自行車又被堵了回去。
公元1994年，一大批中國一次性打火機制造商被美國提起反傾銷訴訟，名單上的57家企業(yè)只有3家應訴，結果沒有應訴的那54家企業(yè)統(tǒng)一被美國征收了高達197.85%的反傾銷稅。
傾銷，傾銷，傾銷。
還有反傾銷。
對歐美國家來說，反傾銷就是個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裝。
今天說你戴了帽子要收稅，明天就說你不戴帽子要收稅。
其實戴不戴帽子并不重要，你動了他們的蛋糕，才重要。
在規(guī)則對等的情況下，別人說你傾銷其實是好事，說明你的商品賣得好，對他們產生了威脅。
問題是，外貿市場的規(guī)則本來就是不對等的。
對等意味著公平，而公平需要實力來保障。
沒有哪個歐美企業(yè)會眼看著中國商品在他們的地盤上肆意賺錢，到了一定界限，他們就會開始玩弄規(guī)則。
畢竟他們有過對別人傾銷的經驗。
在那個時代，歐美企業(yè)的神經有多敏感，決定了中國外貿有多高的天花板。
昔日的彩電、自行車和打火機，都是前車之鑒。
商品要出海，需要國家層面的保駕護航。
只要能在規(guī)則對等的情況下競爭，中國的制造業(yè)完全有底氣在海外市場開疆拓土。
加入WTO，就是在要求一個“規(guī)則對等”。
公元2001年以后，中國外貿頭頂?shù)碾[形天花板，“啪嘰”一下，碎了。
秋風未動蟬先覺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
新塘人很快發(fā)現(xiàn)了牛仔代工的訂單變多、市場變大。
入世的第二年，在新塘鎮(zhèn)政府的牽頭下，新塘建了“新塘民營制衣工業(yè)園”、“新塘環(huán)保工業(yè)園”，次年又興辦了“新塘國際牛仔城”。
新塘本地并不產棉花，自然也沒有牛仔布，在過去，這些原料都需要新塘的廠商自己去外地買回來。
而現(xiàn)在把工廠聚到一起，最大的作用就是吸引原材料供應商主動過來談合作，順便自覺一點把原料運到新塘來。
一個規(guī)模巨大、產能恐怖的牛仔產業(yè)集群，初現(xiàn)端倪。
據(jù)中國紡織工業(yè)協(xié)會統(tǒng)計，今天的新塘已經成為了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牛仔生產基地：
全國有50%以上的牛仔服裝出自新塘，出口牛仔中有30%以上出自新塘。
山東的魏橋集團收棉花、加工棉花，做棉紡制品。
廣州新塘的牛仔基地做服裝代工，生產牛仔服飾。
在兩個企業(yè)的業(yè)務之間，還差了一個中間項：
牛仔布。
這一塊業(yè)務的空白，很快就會被江蘇常州的黑牡丹填上。
11
改開那一年，黑牡丹還不叫黑牡丹，叫紅衛(wèi)色織廠。
改開以后，紅衛(wèi)色織廠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。
我們這么大個紡織廠，到底干點啥才能從外國人手里賺到錢？
糾結了兩年多，最后得出答案：
不如賣“丹寧”（牛仔布）吧。
要銷售牛仔布，就先得會生產牛仔布。
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句“人被殺就會死”一樣的廢話，但對當時的紅色衛(wèi)織廠來說，卻是一個非常窘迫的現(xiàn)實：
他們還真不會生產。
這已經不是日本棉紡織行業(yè)剛起步那時候，只需要給繅絲廠裝上蒸汽機就能追平技術代差，只需要讓紡織女工兩班倒就能反壓一頭生產成本的時代了。
公元1980年的全球棉紡織行業(yè)，已經有了技術門檻。
先說機器，要給牛仔布染色，需要特殊的染色設備“染色漿紗聯(lián)合機”。
而且當時美國已經把牛仔布的行業(yè)標準定得很高了，只有用“無梭織機”生產出來的牛仔布才是合格品。
當然，如果能像日本人那么會扯淡，拿著40年代牛仔布生產的工藝對外說這個叫復古面料，并且還能騙到歐美消費者，讓市場承認日產原牛的竹節(jié)和棉結就應該是“高端復古牛仔褲”應有的特色和工藝，那也行。
但至少在當時，在20世紀的80年代，紅衛(wèi)色織廠的廠長姚順才想的還是盡量滿足美國人的要求：
剛起步，就對標國際牛仔布標準。
這一年，工廠開始和常州印染研究所協(xié)作，從無到有解決染色工藝。
這是真正的從無到有，因為當時賣紡織機械的外國廠子特別拽，尤其是后來在1996年向比利時進口的那批噴氣織機：
大幾十萬的機器，不給中國人說明書，也不派人指導安裝和使用。
也不知道是不是當年吃了日本人的大虧。
在一沒有圖紙、二沒有資料的情況下，試錯了無數(shù)遍，改了無數(shù)遍，紅衛(wèi)色織廠的染漿聯(lián)項目終于在一年后如期完成。
而到了公元1982年末，廠里的生產線已經可以批量生產牛仔布了。
這批被取名為“黑牡丹”牌的牛仔布，出現(xiàn)在了當年度的廣州秋季交易會上，為紅衛(wèi)色織廠從外商手里賺回了第一桶金。
第二年，黑牡丹牛仔布拿到了國家色織行業(yè)的大獎，“國家銀質獎”。
在一張老照片里，廠長姚順才胸前戴著大紅花，手上捧著一個碩大的銀質獎章，在人群中笑得沒了眼睛。
他皮膚黢黑，一笑起來，臉上的皺紋都擠在了一起，看起來倒真挺像朵黑牡丹。
公元1988年，黑牡丹拿著牛仔布換來的外匯，花360萬美元從比利時買回了80臺無梭織機；
公元1991年，搬遷改造了預縮機和染漿聯(lián)；
公元1998年，實現(xiàn)了進口熱定型機均勻軋車電氣同步控制。
這個時候的黑牡丹，已經可以生產出全球最高標準的牛仔布了，LEE、Levi‘s 、G-STAR都用過黑牡丹供應的牛仔布。
從進口機械，到模仿技術，再到對外出口。
來自公元1932年赤松要的三只大雁，又開始在中國依次振翅，初試啼聲。
12
嚴格來說，黑牡丹雖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才接觸到牛仔布行業(yè)的，但這個企業(yè)的歷史淵源其實還要更早一些，久至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。
那時，蘇南的兩位紡織商人吳嘉聲和陸炳坤，剛建起一座傳統(tǒng)作坊式的紡織工廠。
這個紡織作坊沒有存在多久，很快它便毀于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炮火。
不過吳嘉聲并不感到太沮喪，因為這樣的事情已經發(fā)生過很多次了。
他冷靜地帶著人離開了當?shù)?，到另一個還沒有打過仗的地方重新建廠。
就在吳嘉聲的工廠被戰(zhàn)亂多次摧毀，又被他輾轉各地反復重建的時候，日本的赤松要正在研究日本的棉紡織工業(yè)和他的雁行模型理論。
如果吳嘉聲能和赤松要聊一聊，他大概會告訴赤松要，在紡織業(yè)的發(fā)展中，什么狗屁雁行模型根本不重要。
一個沒有戰(zhàn)火之憂，可以讓他的工廠安穩(wěn)運轉幾年的和平環(huán)境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當然，他們倆應該都會認同一個觀點：如果沒有那些該死的洋紗洋布就更好了。
當這兩個東亞國家的紡織工業(yè)還頂著來自西方的傾銷壓力下艱難求生時，在遙遠的美國東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羅來納州，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牛仔布制造商White Oak已經用“有梭織機”織了十幾年的布了。
在巔峰時期，White Oak曾擁有160萬平方英尺的占地面積和超過2500名工人。
無數(shù)匹擊垮東亞國家本土產業(yè)的洋布，正是從一個個這樣的大廠中生產出來的。
它們離開工廠后，便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，乘著輪船越渡重洋，被送往一個個缺乏自主工業(yè)能力的傾銷市場，換回一船船白銀和原材料，讓商船滿載而歸。
但如果說美國真就是認同自由貿易，那倒也并非如此。
在美國自己還是一個半農業(yè)半工業(yè)國家的時候，漢密爾頓搞的可是重商主義的變種：
重工主義。
后來，漢密爾頓發(fā)展出了自己的一套“幼稚產業(yè)保護理論”。
亦即在制造業(yè)還不夠強的時候，先利用關稅和貿易管制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(yè)；
而等到本土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起來后，再利用傾銷和技術封鎖干掉別國的幼稚產業(yè)。
在這一點上，美國做的最極致的一個例子，就是對鄰國墨西哥。
《世界現(xiàn)代化歷程：拉美卷》中提到：
“迪亞斯時代的墨西哥，75%以上的礦業(yè)和50%以上的采油業(yè)被美國資本把持?！?
自從公元1994年墨西哥加入美國所謂的“北美自由貿易區(qū)”后，美國廉價的農產品便開始肆無忌憚地擠占墨西哥的市場。
墨西哥政府只能讓農民不要種糧食了改種水果，結果美國的水果也比墨西哥本地的便宜。
破產的墨西哥農民唯一能賣回給美國的農作物，就只剩下罌粟和大麻，剛好美國本土對這些“農作物”又有著極為龐大的消費需求，間接把墨西哥逼成了政府和毒販五五開甚至四六開的局面。
無怪乎墨西哥人有句諺語：
“墨西哥離天堂太遠，離美國太近。”
傾銷，傾銷，還是TMD傾銷。
13
自漢密爾頓而下，美國開國以來的很長時間里，在貿易和制造業(yè)上，一直都秉持著同一個原則：
達則自由貿易，窮則重商主義。
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重商主義，本質上都是對本國有利。
果然雙標才是第一生產力。
許多年前，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用來諷刺英國在19世紀中葉鼓吹自由貿易的比喻，放在20世紀的美國身上依然適用：
“一個人當他已經攀登上了高峰以后，就會把他逐步登高時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，免得別人跟隨上來?！?
話雖如此，但政府再狠的雙標，也攔不住資本那顆狂野的心。
美國政府可以扛著自由貿易的大旗，開著航母滿世界錘爛別國的幼稚產業(yè)，但架不住美國自己的資本饞他們的廉價勞動力，又給扶了起來。
所有的產業(yè)轉移，本質上都是資本在尋找一個利益最大化的產業(yè)基地。
從歐美到日本，從四小龍到中國內地，就是資本自發(fā)流動的一個過程。
只要資本發(fā)現(xiàn)國內的產業(yè)環(huán)境不如國外，就一定會把產業(yè)轉移出去，不管這樣做是不是會有損本國的利益，抑或是會給其他國家后來居上的機會。
《華爾街日報》上寫過一件事，多年前奧巴馬問喬布斯，在美國國內生產蘋果手機需要多大的成本。
喬布斯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，只說了一句話：
“那些工作崗位不會再回到美國了?！?
隨著美國資本的外流，一場同床異夢的混戰(zhàn)開始了。
聯(lián)邦政府想閉關鎖國重鑄帝國榮光，州政府隨屁股利益不同而態(tài)度各異。
資本只想賺更多的錢，順便兩頭下注，搶占優(yōu)先賣國權。
某種意義上，這樣的局勢其實很合理：
資本不是美國的資本，但美國卻是資本的美國。
14
自從美國選擇用美元霸權收割全世界，并且對外轉移產業(yè)以來，它就和每一個接收產業(yè)轉移的目的地玩起了一場比誰更快的速度游戲。
贏家可以通吃，輸家賠掉褲衩子。
美國一直在贏，贏麻了。
但它只能輸一次，輸一次，就完了。
在第二次產業(yè)轉移中，日本抓住了99%的機會，可惜國家主權系于他人之手，被美國一巴掌揍了回去。
加上當時的日本政府腦子有恙，結果日本經濟萎到現(xiàn)在。
亞洲四小龍先天不足，即使靠第三次產業(yè)轉移的紅利成功上位，也只能劍走偏鋒，曇花一現(xiàn)。
不但沒有和美國掰手腕的機會，還要時不時被國際資本虎視眈眈。
中國在第四次產業(yè)轉移中，也抓住了一大半的機會。
而當下正在發(fā)生的第五次產業(yè)轉移，或許正是機會的另一半。
第五次產業(yè)轉移開始后，美國開始和中國搶時間，試圖收回全球產業(yè)，最直觀的表現(xiàn)就是懂王的上臺。
公元2016年，特朗普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(tǒng)，在競選時承諾：
執(zhí)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、威脅企業(yè)遷回鐵銹帶地區(qū)、創(chuàng)造就業(yè)崗位。
未來的研究者在翻閱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，或許會感慨美國國運之綿長。
即使發(fā)生了20世紀的連續(xù)三次產業(yè)轉移，美國依然有搞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自救的機會。
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，不是為了贏，而是為了下賭桌。
但賭桌是有規(guī)矩的。
你不能贏了就跑。
第五次產業(yè)轉移的流向，早就不再像過去那樣，完全把握在美國手中。
一方面，中國不是日本，美國沒辦法輕輕松松讓中國也簽一份“廣場協(xié)議”，給中國放放血。
另一方面，中國有獨特的四大戰(zhàn)略縱深。
其一，是空間縱深。
第四次產業(yè)轉移的目的地，可以是東南亞，也可以是中國的中西部地區(qū)。
如果是從東部沿海轉移到更深的內地，那就是把肉爛在了鍋里。
隨便資本怎么轉移，最適合承接產業(yè)的，就是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，處處是中華大地。
來都來了，想走就沒那么容易了。
這是全世界只有中國能有的自信，英國不行，美國不行，日本不行，四小龍更不行。
其二和其三，是基建縱深和人才縱深。
只有中國，才會在如此大疆域的每一片土地上持續(xù)投入基礎建設，并且持續(xù)為數(shù)以億計的適齡人口提供九年義務教育。
處處可以承接產業(yè)轉移，人人都是后備工程師。
此之謂，神州皆沃土，六億盡堯舜。
其四，是市場縱深。
四小龍為什么毫無機會，因為它們的經濟命脈系于外貿，本國市場需求不足。
商業(yè)這個東西，不是你生產就行的，你得能賣出去。
當你依賴外國市場的時候，美國今天發(fā)起制裁，四小龍明天就得自裁。
只有中國，才有足夠龐大的內需市場，即使靠內循環(huán)，我們的大部分制造業(yè)也能活下去，美國拿不住我們的七寸。
而且，貿易競爭可不是只有你打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腳的回合制游戲。
中國又不一定要和美國正面剛，完全可以迂回作戰(zhàn)。
最后，我們還有一帶一路。
這是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威脅下，中國企業(yè)最好的避風港。
中國企業(yè)只需要把來自中國的布料運送到像柬埔寨這樣還沒遭遇歐美國家“雙反”的國家，交給柬埔寨當?shù)氐拇S生產出成衣，就可以進入歐美市場。
而進入泰中羅勇工業(yè)區(qū)的中國企業(yè)，有一半以上是為了把鋼鐵、汽配和小家電之類被歐美反傾銷調查的產品出口到歐美國家。
通過借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，中國的工業(yè)產品便可以改變產品原產地，繞過歐美國家對中國設下的貿易壁壘。
美國發(fā)動的貿易制裁，固然可以卡中國一時，但是只要卡不死，等待中國的就是海闊憑魚躍，天高任鳥飛。
公元2021年3月25日，和承諾要“讓美國再次偉大”的特朗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美國第46任總統(tǒng)拜登在就任后首場記者會上宣布：
在任內不會讓中國超越美國。
中國再激進樂觀的人，也趕不上拜老師樂觀。
這個世界開始變得魔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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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(yè)技術的發(fā)展有時候是好事，有時候又是壞事；
對一部分人是好事，對另一部分人又是壞事。
但是，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：
對于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來說，落后就要挨打。
在十八世紀，英國工廠、北美種植園和非洲部落，構成了一條世界棉紡織產業(yè)鏈的上中下游分工。
而構成上中下游分工的不同主體，又是由不同角色構成的：
工廠里分為英國工人和英國資本家；
北美種植園有黑奴和南方奴隸主；
非洲部落里也有即將被賣掉的黑人和當?shù)厍蹰L。
前者是被壓迫者，后者是壓迫者，二者永遠是存在矛盾的。有沒有外部因素，都不影響二者的對立。
但是當兩個族群發(fā)生碰撞的時候，又出現(xiàn)了新的外部矛盾：
更強勢、更先進的那個族群，才能占據(jù)產業(yè)鏈上游的分工。
表面上，英國工人被迫成為了英國工業(yè)革命的燃料，非洲黑奴被迫成為了三角貿易的燃料，看似大家都沒得選。
但是站在產業(yè)鏈上更高位置的那批人，他們的處境就是會更好一些，未來就是會更有希望一些。
英國率先誕生了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，代價固然是英國工人的悲慘遭遇。
然而，假如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不是發(fā)生在英國，那么英國工人的命運，或許就會淪落為同時期更慘的巴達維亞華人奴工、北美種植園黑人奴隸。
在任何一個時代，總會有人吃肉，有人挨揍。
但只有占據(jù)上游的族群，才能吃好肉，挨輕揍，未來有希望，子孫有明天。
被壓制在下游的族群，只能吃邊角料，挨毒打，整個族群永世不得翻身。
所以，永遠要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。
作為個人，要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人的幸福，成為族群內部的上層角色；
作為國家和民族，要發(fā)展工業(yè)技術，維持制造業(yè)領先，占據(jù)世界產業(yè)鏈的上游分工。
我們曾經占據(jù)過全世界產業(yè)鏈最上游的分工，我們曾經是全世界財富一半的去向，我們曾經是大航海時代最終極的目的地。
這個分工一路交接給了英國、美國，后來又被美國拿出來當成誘餌，遛了世界小一百年。
直到今天，我們終于又追了上來，迫近了與上游分工的距離。
這個分工，如果美國給，我們就接手；
如果不給，就搶回來。
但終歸，我們是會拿到手的。
這個活，我們的祖先已經干了五百年，我們熟得很。
里面的水很深，讓中國來，別的國家把握不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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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的周期就好像是一條莫比烏斯環(huán)，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在不斷往前走，但走著走著，卻發(fā)現(xiàn)不知道什么時候又繞了回來。
如果我們把視角拉長、拉寬，從古代中國看到英國，再到美國、日本、四小龍，我們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所有國家的制造業(yè)歷程，其實都是一個對抗歷史周期的故事。
它們都曾有過雄心勃勃的青壯年時期，那時它醉心實業(yè)，力圖掌握世界最前沿的技術，用艦炮護送著自家的工業(yè)品，賣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。
但最終，它總是無法幸免于內部的糾葛和老年的遲鈍，陷入生產力停滯或是主動拋棄實業(yè)，耽于更輕松的利益，失去進取心和改變的動力。
我們最終都要面對自己的歷史周期，如同這個宇宙總要面對無窮的熵增。
究竟是向命運妥協(xié)，溫和地走入那良夜，還是在日暮時燃燒咆哮，怒斥光明的消逝，這是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要面對的終極一問。
中國把產業(yè)鏈最上游的分工拿到手以后，并不是我們這代人歷史任務的終結。
相反，我們的任務才剛剛開始。
我們真正的任務，是把產業(yè)鏈分工在不同族群之間流轉的路線中斷，把最上游的分工鎖死在中國，鎖死在中華民族。
中國用了一千年，才看清楚了歷史周期。
那么，就在我們這一代，開始下一個周期。
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就像我們必將在第五次產業(yè)轉移中，把產業(yè)留在中國，或者中國人在東南亞建廠一樣。
同樣也有幾大因素，讓我們有希望結束這個周期。
其一，在人類歷史上，從未有像我們這樣的超級人口大國，主動去對抗歷史周期。
在工業(yè)革命前，只有古代中國有資格對抗歷史周期，但那時我們還沒有看到周期。
而在工業(yè)革命后，有資格對抗歷史周期的英美，其實都是人口小國。
英國的巔峰期看似殖民全球，但殖民地和本土的利益，永遠不可能統(tǒng)一。
印度人和加拿大人會當英國的雇傭兵，會替英國人流血，卻不會為英國永遠站在世界之巔出力。
排除掉海外殖民地人口，英國本土人口到今天也不過六千萬出頭，還要調和國內北愛爾蘭的分離主義和蘇格蘭的獨立傾向。
至于美國，無論是國土還是本土人口都遠高于英國，站在世界之巔的時間也遠比英國長，但人口也不過三億出頭，內部還有比英國的民族矛盾更撓頭的種族矛盾。
只有中國，不但有史無前例的十四億人口，而且主體民族占比超過90%，完全沒有種族矛盾，沒有明顯民族矛盾。
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唯一。
其二，我們是一個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。
英國、美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壓不住新冠疫情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也管不住新冠疫情。
某種意義上，新冠不完全是一個醫(yī)學問題，而是一個組織力問題。
新冠考驗的，并不是一個國家的醫(yī)學水準，而是它的國民，在它的政府的組織下，能發(fā)揮出怎樣的力量。
地球上從未有過一個大國，有過中國這樣強大的組織力。
只有中國，成為了全球唯一一個第一時間管控住了新冠疫情的大國。
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唯一。
其三，我們的政府真的能管得住資本。
英國和美國的衰弱，都是從資本出于逐利天性，爭相賣國開始的。
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，國內從政治、經濟到輿論的絕大部分話語權，都被資本所掌握。
而英美政府的最高權力，又被話語權所掌握。
所以，英美的資本可以為了自身利益毫不猶豫地出賣國家利益，而政府卻幾乎毫無辦法。
即使當年的特朗普都掏出民粹的殺手锏了，依然只能延緩而無法阻止資本外流。
但是在中國，資本是真的可以被管住的。
這幾年來的一系列事件，都證明了這一點。
只有中國，能夠完全掌控住國內資本的動向。
資本家可以走，資本不能走；
企業(yè)可以走，產業(yè)不能走。
這更是人類歷史上的唯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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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次對歷史周期的挑戰(zhàn)，我們能不能贏，或許沒有人能篤定結果。
盲目自信，是一種愚蠢。
但可以篤定的是，我們這一次，是不一樣的。
英美當年犯過的很多錯誤，我們都可以不犯。
英美身上很多根源性問題，我們都可以避開。
英美當年摸著石頭過河，我們摸著英美過河。
而且，即使在我們這一代沒有贏，也不要緊。
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的時機還不夠充分，那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下一代人。
如果下一代人依然只能蟄伏，那就相信在下一代人的下一代能夠驚蟄。
從公元1295年，黃道婆從海南崖州回到松江府開始，到公元2021年，史書上已歷726年。
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一代代薪火相傳，把終結歷史周期的任務，傳到了今天。
那是，來自千年前的期望。
千年不變。
風吹過 雨打過 鐵蹄踐踏過
火燒過 刀砍過 列強分割過
撫摸著傷痕昂起頭
吞咽下屈辱心如火
走過長夜 走過坎坷
走進曙色
